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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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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讀刊行于明萬歷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的第一部《汶上縣志》，開篇首《序》是禮部右侍郎朱之蕃撰寫的，第二篇《序》是邑人檀芳?所撰。而此前看到的版本，是清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時任汶上縣知縣聞元炅，在重修《汶上縣志》時，重新刻印的明萬歷三十六年的《汶上縣志》，開篇是檀芳?的《序》，而沒有了朱之蕃《序》。

1608年初，北直隸河間府任丘縣（今河北省滄州任丘市）人，萬歷十年（1582年）壬午科舉人栗可仕，出任山東行省兗州府東平州汶上縣知縣。到任后，“蒞官之數月，詢志汶者弗具，輒曰：夫汶亦名邑也，志可令缺乎！于是慨然集汶之人，謀所為汶志者。于二三故家覓獲遺稿，敦文學有識之士”，即邀請邑人、癸卯科（1603年）舉人（亞元）王命新，執(zhí)筆纂修《汶上縣志》，兩月后書成8卷。

栗可仕請遠在京師的熟人、祖籍山東茌平縣人、萬歷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會試狀元、禮部右侍郎朱之蕃，為新修的《汶上縣志》作序；又請“賜進士、時任戶部清吏司主事、邑人檀芳?”為《汶上縣志》作序；栗可仕還親自為《汶上縣志》撰寫了《后序》，落款為“明萬歷三十六年戊申秋七月既望”。該志書開創(chuàng)了汶上縣纂修《縣志》之先河，當年即刻版刊印成上下兩冊8卷，這是汶上縣有史以來第一部規(guī)范成卷的《汶上縣志》。

而清康熙五十六年重刻再版的明萬歷三十六年的《汶上縣志》，仍為上下兩冊8卷?，F汶上縣檔案館已沒有明萬歷三十六年刊刻的《汶上縣志》，僅收藏有清康熙五十六年重新刊刻的明萬歷三十六年的《汶上縣志》，封面左上角貼有紅紙，上書《重刻汶上縣舊志》。

國家圖書館既有明萬歷三十六年刊刻的《汶上縣志》，也館藏有清康熙五十六年重新刊刻的明萬歷三十六年的《汶上縣志》，與汶上縣檔案館收藏的封面左上角紅紙上書寫《重刻汶上縣舊志》為同一版本。

朱之蕃《序》，書法為趙體行楷，共9頁。首頁第1行下部，有一上下長方形黑色印章，因字跡模糊不清難以辨認；第2行下部，蓋有長方形朱紅印章，三行篆書共9字，每行均為3字，即“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制”。

第8頁開始落款至9頁，內容為“賜進士及第、奉訓大夫、右春坊右諭德、掌南京翰林院事、前翰林院修撰、記注起居偏纂、章奏管理、誥敕欽差正使朝鮮、賜一品服、金陵朱之蕃書 ”，最后依次蓋有印章3枚，即：陰刻“朱之蕃印”，陽刻“元介”、陰刻“己未狀元”，字體均為篆書。

朱之蕃（1558—1624），字元介，一作元升，號蘭隅、定覺主人，祖籍山東茌平，在祖父輩移居金陵（今江蘇省南京市）為錦衣衛(wèi)籍。明萬歷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乙未科狀元，官終禮部右侍郎。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冬，曾奉命出使朝鮮，贈蟒玉一品服。后以母喪，不復出仕，卒贈禮部尚書。工書法，善畫山水花卉，傳世作品有《君子林圖卷》等，另有文集傳世。朱之蕃出使朝鮮，為朝鮮王朝迎恩門題寫的“迎恩門”匾額，現存于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。

朱之蕃為《汶上縣志》所作《序》，從字里行間對剛到任汶上知縣不久的栗可仕，極盡贊美之詞，“任丘栗君，早奮賢書，杜門輦轂，分華馳驚”“下車冾歲，恍如史侯之二十九年，抒赤寸衷奚。啻源泉之七十二脈，鳴琴有暇，搦管惟勤，一編授成，眾目畢備，蕃受而卒業(yè)。喟然嘆曰：政以人舉，亶其然哉；編中體裁，質諸武功，當齊驅并駕，猶余事耳。跡所其，銳意興理，次第張弛者如深。廣四汶河身，以潴水而濟運道；疏浚蒲灣南流，以復舊而資城守；革大戶名目，以清詭寄嚴投獻；明禁以杜影射申畫一之制，以謹權量；復常平之法，以時斂散；除旱泊之稅，以寬民力；取湖濱之租，以豁糧站；而于民風流俗之傷化叛道者，亟欲興禮教以潛消默化之。此其說鑿鑿，可日見之行，不徒文章，藻繪緣飾，吏治云爾也！士民慮君之，再蒞他邑，如當事所請相率走闕下扳留。賴天子仁圣，籍寇以慰眾望。而舟車往來，載在口碑者，且與君素所矢志，若桴皷之響答，而標表之影隨也”。

接下來一段話，看出了原因，“予居京師十年，稔知君潔，已重名檢，足跡不履公庭，竊嘆端士不可多得。今且出為良吏，仰無愧于中都之軌轍，俯有當于士民之怙恃，而信使與實政均足重不朽也”。

朱之蕃《序》中提到的“史侯之二十九年”，史侯即明洪武年間任汶上縣知縣的史誠祖（？—1418年），字信中，山西行省平陽府解州（今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(qū)解州鎮(zhèn)）人。史侯自幼生長在鹽池之濱的解州,所以對朝廷鹽法的利弊有深刻的研究。

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年），史誠祖長途跋涉到南京,以平民身份拜見皇帝朱元璋,陳述對鹽池利弊的認識,向朝廷提出建議，朱元璋采納了他對鹽法的建議。

明朝初年,中國知識分子稀缺,朝廷連地方官都派不齊。朱元璋看中了史誠祖這個人才,于當年（1389年）冬，授任史誠祖為山東行省兗州府東平州汶上縣知縣。

史誠祖到任孔子曾任中都宰的汶上縣后，“思圣人之心，行圣人之政”，克己奉公，致力安撫，督導開荒墾地，調整賦稅，減輕貧民負擔。帶頭捐俸養(yǎng)老濟貧，修葺廟學，興辦學校；推行治政廉潔公平,寬緩簡約，很快使全縣政通人和，百姓安居樂業(yè)。

永樂七年（1409年）,擴修思圣堂，并將岳飛像和冉耕像并入思圣堂，與孔子配享，并以岳飛來汶上到思圣堂憑吊祭祀孔子時留下的 “文官不愛錢、武官不惜死，不患天下不太平”的感言，刻石立碑，以警戒官吏。六月，成祖朱棣巡視北方，派御史考核郡縣長官賢能與否,御史返回奏言稱史誠祖治績第一。

皇上為慎重起見，專門派錦衣衛(wèi)密偵其家，見其釜有炊糜，甔無斗粟，衣冠粗敝，掛之壁間，遂“御書嘉獎”，賜給璽書慰勞，大意是：地方長官繼承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,宣布德政教化是為了安定人民,為之謀利。我統(tǒng)治天下,隨時都在訪求賢人,共同策劃治理國家。常常詢問民間,都稱苦于官吏苛刻暴急,能夠符合我心的實在很少。你敦厚老成,謹慎承擔你的職責。保持自身節(jié)操,勉勵心志,完全做到廉潔為公。平均賦稅徭役,政治清明,訴訟簡約,人民內心喜悅擁戴,境內可稱安寧。比之古代賢良官吏,也還謙讓什么呢。特地提拔你做濟寧知州,仍在汶上縣施政。希望更加努力擔當職責,像開始那樣謹慎善終,以此保持長久的美譽。

明成祖朱棣還賞賜宮內御酒一尊,織金紗衣一套,錢一千貫。這年夏天，領取五品官俸祿，仍視汶上縣事,更加勤于治政。土地開辟增加,戶口繁衍滋生,擴大編戶十四里。

祖皇帝再經過汶上縣時,見人口眾多,想要遷移汶上的縣民數百家到膠州,但百姓不愿背井離鄉(xiāng)。在史誠祖的請求下,皇帝收回了成命。他多次應當升官離去,都被汶上縣民上奏留任。

史誠祖自洪武中為汶上縣知縣，在任29年，十六年（1418年）因病卒于任上。士民哀哭,將其安葬在汶上縣城南，其家改為“史公廳”，供后人瞻仰，縣民每年前去掃墓祭祀史誠祖。

明萬歷《汶上縣志》卷之七《雜志》陵墓篇，記載：“令君史公誠祖墓。在任二十九年，卒于汶，百姓葬之城南”。卷之七《雜志》營建篇，記載：“史公廳，即史令君誠祖私宅也。在儒學東南，今屬之民矣。宜訪求舊址，建史公祠”。可見，“史侯之二十九年”全國知縣考核第一，又是中國歷史上在一縣任職最長的官吏，成為知縣任職史上的佳話。

朱之蕃《序》中，夸贊栗可仕修河廣渠、疏通運道、懲惡揚善、接濟民眾、增加稅收、興禮設教等政績，是在其任職汶上知縣后幾年間才做的事跡，提前幾年預支借用大加贊美之，似乎不夠妥當。

栗可仕明萬歷三十六年（1608年）任汶上縣知縣，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調任山西行省汾州府臨縣（今山西省呂梁市臨縣）知縣，后因受到府役中傷，被罷職回家。崇禎四年（1631年）再起，復任山西行省太原府岢嵐州興縣（今山西省呂梁市興縣）知縣。任汶上知縣五年多，期間重修“中都余韻樓”。

該樓原名為“五椿譙樓”，上懸鐘鼓，起定時刻，別昏曉之用。重修時栗可仕納“汶大夫咸議中都余韻”，更名為“中都余韻樓”，以頌揚孔子“尼父振鐸，首重風教”之品德，并撰寫《中都余韻樓記》，收錄在明萬歷《汶上縣志》卷之八《藝文志》中。

經查閱，直隸（今北京、河北地區(qū)）及山東、山西三地省、府、縣三級《志書》，均未發(fā)現有《栗可仕傳》，只在清道光二十年修《臨縣志》卷四《職官志》記載：知縣，明，“栗可仕，北直任丘縣人。由舉人萬歷四十一年任。度量寬宏，操守清潔。為府役中傷，罷歸。后因中貴，起復興縣知縣。君子惜之”。

可見，栗可仕在兩省三地任知縣期間，做出一些成績，但并未像朱之蕃《序》中的溢美之詞。作為后人，無意對四百余年前的官員不敬，只是對清康熙五十六年重刻明萬歷三十六年《汶上縣志》時，刪除當時的京師高官朱之蕃撰寫的《序》，頗有疑問。

清康熙五十六年（1707年），聞元炅已任職汶上知縣十個年頭，期間捐俸維修南旺分水龍王廟及運河諸閘等水利工程，大修縣城南北二門，又捐資維修文廟（孔廟）、風雨壇、禹王廟、八蠟廟等，重修余韻樓，時任兗州知府金一鳳稱贊“其惠心為政，莫不儀型圣賢之模范”。

當時已在汶上任職近十年的聞元炅政績顯著，在續(xù)修《汶上縣志》，又重刻明萬歷《汶上縣志》時，對朱之蕃在《序》中給予栗可仕的褒獎之詞，即“下車冾歲，恍如史侯之二十九年，抒赤寸衷奚”，使人感到過分贊美之嫌，為尊重和還原歷史，在重刻舊志時，對朱之蕃所作《序》予以刪除，也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了。據此推斷，這也致使流傳至今的清康熙重刻明萬歷《汶上縣志》，就沒有了朱之蕃的《序》。

①民國時期南旺分水口

②朱之蕃畫像

③④明萬歷三十年刊刻《汶上縣志》

⑤民國時期南旺龍王廟建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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